1924年5月的一个傍晚，芝加哥南区。14岁的少年Bobby Franks放学回家路上，被一辆汽车拦下。车上坐着的两个年轻人他认识——都是名校高材生，有钱人家的少爷，其中一个还是他的远房表哥。他们说要打网球，邀他上车。Bobby没有多想。

车里，一把凿子反复砸向他的头部、颈部，十几下，直到他不再动弹。然后，他们用预先准备的绳子裹住尸体，塞进后备厢，开到印第安纳州的一片沼泽铁路涵洞旁，把衣服扒光，尸体塞进管道，浇上盐酸毁容。

全程冷静，像完成一项作业。

作业完成后，两人回芝加哥，在俱乐部吃了一顿晚饭。理查德·洛布还打了一手好桥牌。

他们做这一切，不为钱，不为仇，甚至不是性——纯粹是为了证明一件事：自己的智商高到可以犯下"完美犯罪"，而不会被抓住。

一副眼镜碎了"完美"

内森·利奥波德和理查德·洛布，20岁上下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，家境极其优渥。利奥波德的父亲是百万富翁，洛布家族靠房地产发了大财。两个人都聪明得离谱——利奥波德是Phi Beta Kappa荣誉学会成员，智商测出来190以上；洛布小几岁，但同样天才。

他们痴迷尼采的"超人"哲学，自认为凌驾于普通人的道德和法律之上。几个月的筹划之后，他们选中了Bobby Franks——一个聪明的、漂亮的、没人会怀疑的少年。

计划确实精密：勒索信、假线索、不在场证明。但他们犯了一个低级错误——行动过程中，洛布的一副特制角质框眼镜从口袋里滑落，掉在尸体旁边。这副眼镜是限量款，全芝加哥只有三个人配过。警方循着这条线索，48小时内就锁定了两个人。

案发后，两家富豪父母砸下重金，请来了美国当时最著名的律师克拉伦斯·达罗。达罗审完案卷，很清楚物证铁定，无罪辩护不可能赢。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决定：让两个被告认罪，避开陪审团审判，直接面对法官量刑——因为法官可以判终身监禁而不必判死刑。

接下来是一场长达12小时的辩护演说。达罗没有否认犯罪事实，而是引入精神分析学说，论证两个年轻人精神发育不成熟、受尼采哲学毒害、心智处于"病态"。核心只有一个请求：他们还年轻，请给他们一条活路。

法官最终判处终身监禁加99年。达罗赢了——至少在法律技术上保住了两条命。

如果发生在中国：动机是最锋利的量刑标尺

故事讲完，说点跟我们自己有关的。

假设同样的案情发生在今天的中国——两个富家子弟，不为钱不为仇，纯粹为了"证明完美犯罪"而蓄意杀害一个无辜少年。结果会怎样？

先看基础框架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，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注意这个排序：死刑排在第一位，不是最后。立法者的排列顺序本身就说明了一种价值判断——故意杀人是最严重的犯罪，死刑是默认的首选刑罚。

但"可以判死刑"不等于"一定判死刑"。第四十八条给了一个限定：死刑只适用于"罪行极其严重"的犯罪分子。

什么叫"罪行极其严重"？这是实务中最关键的问题，也是辩护律师和公诉人交锋的主战场。

我国法院在死刑案件中，会非常仔细地审查犯罪动机。因为动机是主观恶性最直观的窗口。同样是剥夺了一条人命，因长期家暴后的反抗杀人、因邻里纠纷激化后的冲动杀人，和图财害命、报复杀人、以杀人为"游戏"的动机，在量刑上差别巨大。这不是某个法条写的，而是几十年判例积累出来的裁判尺度——最高法在2010年《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》里明确写过："对于犯罪动机特别卑劣……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的被告人，要依法从严惩处。"

利奥波德与洛布这种动机——把人命当作证明自己智商的工具，杀人是一场"智力游戏"——在任何司法体系下都属于动机卑劣的极端。在我国实务中，这种视人命为儿戏的主观恶性，几乎必然会被认定为"罪行极其严重"。

家属砸钱能保住命吗？

这是很多读者真正想问的问题。富二代犯罪，家里有钱，赔个几千万，拿到被害人家属的谅解书，是不是就能不死？

先说法律依据。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九十条规定了刑事和解程序：特定类型的案件，达成和解协议的，法院可以依法从宽处罚。但注意两个限定条件——第一，适用案件范围是有限的（因民间纠纷引起、可能判三年以下的，或除渎职外的七年以下过失犯罪），故意杀人案不在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之内。第二，即便在其他案件中达成和解，法条用的措辞是"可以"从宽，不是"应当"从宽，更不是"必须免死"。

实务中的操作比法条更微妙。对于因民间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，赔偿谅解确实能显著降低死刑适用的概率——这也是为什么大量刑辩律师会在庭前拼命促成和解。但对于动机卑劣、手段残忍、社会影响极大的案件，即便赔偿到位、谅解书拿到手，法院仍然可能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最高法在多份复核裁定书中反复表达过同一层意思：赔偿谅解是酌定从轻情节，但不是一个可以"买命"的价码。

具体到利奥波德与洛布式案情：两个智商190的天才，精心策划数月，杀害14岁无辜少年，动机纯粹是"证明完美犯罪"——即便家属赔偿千万取得谅解，法院在适用死刑时的态度仍然会是极其审慎的。不是因为钱没用，而是因为这种犯罪触碰的不是赔偿能修复的法益。一条用"游戏"心态剥夺的人命，背后是整个社会对生命价值的基本共识。

当然，最终判什么，由法院根据全部事实、情节和社会危害性综合裁量。我能说的是：在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，这类案情的死刑风险极高，辩护空间非常有限。

达罗的策略，在中国行得通吗？

达罗那场12小时的辩护词，被认为是美国法律史上最伟大的庭审演说之一。他的核心策略——承认事实、绕过陪审团、请求法官怜悯——在中国有没有对应的操作空间？

有一些，但很不一样。

我国没有"认罪就避开陪审团"的机制——刑事案件无论被告人是否认罪，都由合议庭或审委会审理。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（2018年正式入法）提供了类似的从宽通道：如实供述、接受处罚，可以在量刑上获得一定幅度的从宽。

不过，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是有限的。对于罪行极其严重、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案件，即便被告人认罪认罚，从宽的幅度也非常小。2019年最高法等部门的《关于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指导意见》明确写了：认罪认罚的从宽，要综合考虑"犯罪的性质、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"。换句话说，认罪是一个有利情节，但它改变不了犯罪本身的性质。

两个1924年的美国年轻人，一个被判终身监禁，一个被判终身监禁加99年。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中国，结局大概率不同。但不同不是因为中国法律更严酷——而是因为两种司法体系对"什么样的命值得留"这个问题，有着不同的回答方式。

今日辩题：如果两个智商超群的年轻人，纯粹为了证明"完美犯罪"而杀害一个无辜少年，你认为死刑是合理的回应吗？还是说，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以"杀人"来惩罚"杀人"？评论区聊聊。

崔小雨，黑龙江恒宪律师事务所主任，鸡西执业24年刑事辩护律师，专注刑事案件辩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