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的初春，山西大同某看守所的会见室里，席某双手抓着头发，眼眶通红。面对律师，他反复喃喃自语：“我们办了酒席，给了十万彩礼，连亲戚朋友都通知了，她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，怎么就成强奸了？”
一墙之隔，女方在笔录中态度坚决：“我根本没同意，他强迫我的。”
这场因订婚引发的强奸案，不仅让两个家庭彻底撕破脸，更在全网掀起了轩然大波。订婚，这个在中国传统观念中近乎“半只脚踏入婚姻”的仪式，究竟能不能成为阻却强奸罪成立的挡箭牌？
时间拨回一年前。席某和女方经人介绍相识，两人都在大同市区工作。相处几个月后，双方觉得条件合适，便按照当地习俗张罗着订婚。席家东拼西凑，给了女方10万元彩礼，并买了几金。订婚宴上，觥筹交错，亲友祝福，在所有人眼里，这就是一对准夫妻。席某心里更是美滋滋，盘算着挑个好日子把证领了，正式组建家庭。
然而，亲密关系的推进并没有想象中顺利。订婚后不久，两人在席某精心布置的新房内发生了冲突。关于那晚的细节，双方各执一词。席某坚称两人是情到浓时，半推半就发生了关系，毕竟已经是“未婚夫妻”；而女方则控诉，自己当时明确拒绝，甚至进行了肢体反抗，但男方仗着力气大，强行实施了侵害。
事后，两人并没有像普通情侣那样床头吵架床尾和。因为之前承诺的“婚后房产证加名”以及部分彩礼的归属问题，双方爆发了激烈的争吵。女方认为席某在加名问题上出尔反尔，席某则觉得女方过于物质。在一次激烈的口角后，女方一气之下，拨通了110，控告席某强奸。
警察很快敲开了席某的门。面对冰冷的手铐，席某完全懵了。他怎么也想不通，自己给了彩礼、办了酒席的“未婚妻”，怎么转头就把他送进了看守所。
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，一审法院经审理，认定席某违背妇女意志，强行发生性关系，构成强奸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。席某不服，提出上诉。这起案件在2025年再次被媒体深度挖掘，引发了现象级的讨论。有人同情席某，认为这是彩礼纠纷的变种，女方在利用刑事手段施压；也有人支持女方，认为一码归一码，强迫就是犯罪，不能因为给了钱就剥夺女性的身体自主权。
在这场舆论风暴中，最核心的法律争议点浮出水面：订婚，到底影不影响强奸罪的认定？
要厘清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回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。该条款明确规定：“以暴力、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”
在法律层面上，强奸罪保护的法益是妇女的性自主权。判断是否构成强奸罪的唯一核心标准，就是“是否违背妇女意志”。
订婚，仅仅是民间的一种习俗，是双方缔结婚姻的意向表达。在我国《民法典》的框架下，没有办理结婚登记，就不存在合法的婚姻关系。因此，订婚男女双方在法律上依然是独立的个体，女方依然享有完整的性自主权。民间所谓的“订了婚就是自己人”“给了彩礼就可以同房”，在现代法律面前是毫无效力的。任何财产性质的给付，都不能买断或让渡一个人的人身权利。
那么，如何认定“违背妇女意志”？这也是本案在司法实践中的难点所在。办案机关不能仅凭女方事后的报警陈述来倒推，也不能因为双方有订婚关系就推定女方“默认同意”。审查的关键在于证据链的完整性。司法实践中，需要综合考量案发时的环境、双方关系、女方是否有反抗痕迹（如抓痕、淤青）、衣物是否破损，以及案发后的第一时间反应（如是否立即报警、向亲友哭诉等）。
在本案中，法院最终定罪，必然是因为在案证据形成了完整的闭环，足以排除“双方自愿”的合理怀疑，证实了男方在女方明确拒绝的情况下，依然使用了暴力或胁迫手段。法律不保护所谓的“霸王硬上弓”，哪怕你披着“未婚夫”的外衣。
这起案件之所以刺痛公众的神经，是因为它揭示了传统乡土习俗与现代法治理念的激烈碰撞。在很多人的朴素认知里，订婚、给彩礼，就意味着双方达成了某种“契约”，后续的亲密行为是顺理成章的。当这种“契约”因为经济纠纷破裂时，用刑事手段来作为谈判筹码或报复手段，确实让人对司法的纯粹性产生担忧。
然而，法律是底线，它保护的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。任何财产性质的“契约”或习俗，都不能凌驾于个人的身体自主权之上。这起案件也给所有在婚恋中的人敲响了警钟：尊重，是任何亲密关系的前提。没有明确、自愿的同意，任何越界的行为都可能触碰法律的红线。
当传统的“订婚契约”与现代的“性自主权”发生冲突时，我们究竟该如何在尊重民间习俗与坚守法律底线之间，找到那条清晰的边界？
作者：崔小雨，恒宪律师事务所主任，24年刑事辩护执业经验。专注刑事案件，用通俗语言解读专业法律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