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5年9月9日早上8点32分，四川仁寿县一个村子里，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走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。

院里有两条狗，冲他叫。他抬手打了个手势，把狗安抚住，然后进院转了一圈，没找到人。他站在院子中间，喊了三声“高老师”。

屋里没人应。他要找的老人正在屋后的山坡上干农活，听到喊声，应了一声，往家走。两个人在院门口碰上。

男人从腰后拔出匕首，刺向老人的胸口。

监控记录下了后面的一切：老人被刺后，掀开衣服看了一眼伤口，转身快步往客厅走——像是要回去拿手机打电话。他没走到。

从进院到离开，5分钟。

老人姓高，那年82岁。他在村里的小学教了三十多年数学，2003年退休，此后一直务农为生。

一、三个小时，四扇门

这一天，男人要走的门不止一扇。

他姓徐，49岁，仁寿县人，此前长期做屠宰、卖肉的生计。据眉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查明，案发当天吃早饭的时候，徐某产生了“找四人了结恩怨”的想法——小学老师、舅舅、同村一位长辈、一位邻居，四个人，他都想杀掉。

8时许，他头戴鸭舌帽，带上事先准备好的匕首出门。

第一扇门是同村舅舅高某云家。第二扇门在路上——他遇到了同村长辈高某远，就在路边动了手。第三扇门，是高老师家。

第四扇门在邻居郑某强家。郑某强不在，她的丈夫毛某星在。徐某刺伤毛某星，然后骑上电动车，往偏僻的机耕道方向走了。

司法鉴定显示：高某云、高某远、高申远三人均因胸部遭单刃刺器刺伤，心脏、肺等重要器官破裂，大量失血死亡；毛某星的损伤程度为重伤二级。

上午11点30分左右，徐某逃到成都简阳市的一个路口，被警方抓获。此时距他出门，约三个半小时。同日，眉山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对其刑事拘留；经仁寿县人民检察院批准，9月24日被执行逮捕。

二、“恩怨”

四个人，三死一重伤。这样一场屠杀，起因是什么？

据案发后公安机关告知家属的内容，徐某供述，杀高老师是因为“教书时对他管教太严了”。对另外两位长辈，他说是为了“了结恩怨”——其中一位曾批评他好吃懒做、不干活、不打扫卫生，另一位也曾对他的生活表达过否定看法。据被害人高某远之子转述庭审内容，徐某称，袭击四人的先后顺序，是按他“主观的仇恨程度”定的。

高老师的儿子高先生听到这个理由时，反应是茫然。“父亲从来没有提起过徐某，我们也不知道他们之间存在什么矛盾。”他说，父亲在村小学教了三十多年数学，多次获奖评优，2003年退休，平日里与徐某并无往来。

当地一名村干部的说法更直接：徐某与四名被害人原本分属不同自然村，村庄合并后，几家住处相距都只有数百米。此前没听说徐某与这四户人家存在矛盾纠纷。徐某平时话不多，见到村民会喊名字、打招呼，“看起来与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”。

这是一类在司法实践中反复出现的案件：作案人与被害人之间并无足以解释后果的冲突，所谓“恩怨”在旁人看来轻得不成比例，而作案人内心已经把它累积成了必须用刀了结的东西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动机的司法认定，最终依据的是徐某本人的供述与在案证据，而不是邻里传言。案卷里没有记载他与四家人之间曾有过诉讼、索赔或激烈争执。这一点，恰恰是这类案件里最容易被忽略、也最需要被看清的部分。

三、一份写着“部分”的鉴定

2025年10月，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出具鉴定意见书：徐某患有精神分裂症，案发时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。

这份鉴定，成了庭审的焦点。

高先生不认同。他从公安机关询问笔录和庭前会议披露的信息里，整理出一串细节：案发前，徐某准备了刀具、食物和鸭舌帽，提前规划作案路线，还计划了每个地点的停留时间；案发前约三个月，他曾向人打听高老师家的具体位置；作案时他关闭手机，作案后损坏手机卡、丢弃作案工具、隐藏个人物品，选择偏僻的机耕道逃离。几乎每位被害人，都被攻击到心脏、头部等要害部位——庭审中徐某说，这样做是为了“必须让对方死”。

在高先生看来，这些细节说明徐某“思路清楚，目标明确”，具有完整的风险预判能力。今年5月，家属委托律师提出申请，要求重新鉴定徐某案发时的精神状态和刑事责任能力。7月24日第一次开庭、10月21日宣判的庭审中，家属再次当庭提出这一申请。

这里需要把法律的层次讲清楚。

刑法第十八条分三款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不负刑事责任；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；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，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。

徐某落在第三款。也就是说：他必须负刑事责任，而“从轻或者减轻”，法律用的是“可以”。

这两个字的分量，比很多人想象的重。“可以”是授权法院根据案情裁量，不是命令法院必须减。“应当”才是命令。同一部刑法里，“应当从重”“应当减轻”都是硬性要求，而“可以从轻”意味着法院完全有权在综合全案后不予从轻。

至于家属申请重新鉴定，法律上也有明确路径：刑诉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，当事人、辩护人、诉讼代理人可以对鉴定意见提出异议，申请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，是否准许由法庭决定。法院最终采纳了这份鉴定，按“部分刑事责任能力”认定——这说明，法院并没有因为家属的质疑而否定鉴定的效力，但也没有因此给徐某留出生路。原因在下一段。

四、天平两端：两个“可以”，一个“应当”

判决书里的量刑逻辑，其实是一场称重。

往轻的一边放：一是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“可以从轻或者减轻”；二是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坦白——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，“可以从轻处罚”；三是认罪认罚。

往重的一边放：一是刑法第六十五条的累犯——徐某2006年1月因寻衅滋事罪被双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，2010年3月因妨害公务罪被成都市锦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，2023年3月因故意伤害罪被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二个月，2023年5月刑满释放；本案发生在2025年9月，距前罪刑罚执行完毕两年多，在五年以内，且前后罪均为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故意犯罪，构成累犯，应当从重处罚；二是三人死亡、一人重伤的后果；三是预谋、准备工具、选择要害部位、规避侦查等一系列反映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情节；四是动机——对一名三十多年前教过自己的老师下刀，理由竟是“管教太严”。

天平最后落在刑法第四十八条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。

一审法院的认定是：徐某作案动机卑劣，主观恶性极深，人身危险性和社会危害性极大，作案手段特别残忍，犯罪后果严重，且无悔罪表现，属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，应予严惩；虽有坦白情节，但不足以从轻处罚。2026年10月21日，眉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徐某死刑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一个“可以”和一个“应当”相撞时，法律并不要求法院做算术。它要求法院回答一个问题：这个人，还有没有必须立即执行死刑之外的其他选择。本案的答案，写在三个人再也不会应声的院子里。

五、五万与十七万

钱的部分，同样值得说清楚，因为它是很多被害家庭真正会遇到的难题。

一审中，被害人家属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，请求赔偿五万余元丧葬费，以及十七万余元遗体冷冻费。判决结果：丧葬费获支持，遗体冷冻费未获支持。

这不是法院“不近人情”，而是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有法定边界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，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，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。法释〔2021〕1号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九十二条进一步明确，判决赔偿的数额应当根据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，结合案件具体情况确定；人身损害部分的赔偿项目是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，以及误工减少的收入、残疾生活辅助具费、丧葬费等。死亡赔偿金、被扶养人生活费并不在附带民事的赔偿范围内（交通肇事案件另有规定）。至于遗体长期存放产生的冷冻费，司法实践中通常被视为超出必要限度、可以避免的扩大支出，一般不予支持。

三条遇害者中，两人的遗体已经下葬。高老师的遗体仍在殡仪馆，累计产生冷藏费十七万余元。

庭审中一直表现平静的徐某，面对赔偿请求时说：自己是精神病人，没有能力偿还。

需要提醒的是：判了死刑，不等于民事赔偿一笔勾销。附带民事判决生效后，家属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徐某名下的财产；他将来可能取得的遗产份额，也在可执行范围内。此外，对因犯罪侵害陷入生活困难的被害方，还可以依规申请国家司法救助——这条路很多人不知道，但它真实存在。

六、还没走完的路

10月21日的判决，是一审判决，尚未生效。

接下来的程序是明确的：如果徐某在十日内提出上诉，案件将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；如果不上诉、检察机关不抗诉，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六条的规定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，被告人不上诉的，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，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。

也就是说，无论走哪条路，这个案子最后都要过最高人民法院这一道关。

这道关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。2006年10月31日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人民法院组织法，决定自2007年1月1日起，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。在此之前，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。今天人们习惯说的“死刑要最高法核准”，是十九年前那一次制度变迁的结果——它意味着，每一条死刑判决，都必须由一个国家最高审判机关再独立审查一遍事实、证据、程序和量刑。

高老师家的监控还留着那五分钟。一个戴鸭舌帽的男人进院，安抚两条狗，喊了三声“高老师”，然后离开。老人一生教了三十多年数学，退休二十二年，最后没能走到客厅拿起那部手机。

资料来源

1. 中国新闻周刊《49岁男子三小时内连杀三人，一审被判死刑》（2026年10月21日、10月26日），记者解雪薇；

2. 新京报《男子杀害小学老师等三人被判死刑，庭上称因患精神疾病无力赔偿》（2026年10月21日），记者丛之翔；

3. 江苏广电荔枝新闻、江苏新闻相关报道（2026年10月20日至21日）；
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十八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五十七条、第六十五条、第六十七条；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零一条、第二百四十六条；法释〔2021〕1号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第一百九十二条。

本文为法治案例报道，事实依据上述公开报道所载起诉书、判决书内容及庭审公开信息整理；案件为一审判决，尚未发生法律效力，最终结果以人民法院生效裁判为准。文中被害人姓名为公开报道所载，被告人按公开报道方式以“徐某”称。本文不构成具体法律意见。

崔小雨，黑龙江恒宪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执业二十四年的刑事辩护律师，鸡西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，深耕刑事辩护二十余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