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4年3月8日，上海松江。四十多名家长走进同一个地方，说的是同一件事：孩子的课没上完，机构没了，钱也要不回来。
他们手里都有课表。有的是三十六节，有的是一百多节。交钱的时候，销售说的是“长期课包大优惠”。
接待他们的民警听完，给出的答复是：不存在犯罪事实，不予立案。
一、接手的人
事情要从更早说起。
张某翔生于1989年10月，是多家艺术类教育培训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。从2020年8月起，他在上海松江区、青浦区、闵行区陆续运营教培机构，前后有三十余家。
扩张需要钱。他的办法是“转让股权”——把机构的一部分股权转出去，承诺30%到40%的年化收益，保本付息。三年时间里，21名投资人先后投进来2800余万元。
这些钱没有变成利润。一部分填进机构运营的窟窿，一部分还了他个人的债。到案发时，仍有2100余万元没有兑付，那三十余家机构也一家接一家倒闭。
2023年5月起，他的机构开始陆续关门或者濒临关门，多起民事案件败诉，债务累计一千余万元，本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一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人，按理说很难再拿到办学许可，也很难再接手一家店。但2023年9月到2024年1月，他还是从部分投资人手里，陆续接手了松江区某购物中心里的多家少儿培训机构。
接手的方式，是替投资人“消课”——把原来欠投资人的钱，变成给学员上课，用课时抵债。
从这一刻起，家长交的学费，和孩子的课，已经不是一回事了。
二、个人账户，和一张清退通知
从2023年9月到2024年1月，张某翔以“长期课包大额优惠”为卖点，以续课费、考级费的名义，向何某萍、胡某晶等74名家长收取预付学费32万余元。
钱进的是员工个人账户。
这一点后来被检察机关单独拎出来说：要求员工用个人账户收款，是为了脱离监管，也方便把钱转出去还债。这32万余元，绝大部分被用于归还拖欠的工资、物业费和其它个人债务，没有按约定提供培训服务。家长的实际损失是31万余元。
与此同时，这家店本身的账已经在烂。
2023年11月起，张某翔开始拖欠物业费、租金和员工工资。2024年1月，物业方向他发出《解除租赁合同通知函》，对他进行清退。
也就是说：从2024年1月起，他明知这家店已经开不下去了，仍然在收钱。
2024年3月，他又往前走了一步。他对家长说，自己实际控制的江苏宜兴一家教育咨询公司是“第三方团队”，会接手提供剩余课时服务。检察机关后来调取工商登记资料发现，那家公司的股东名单里有他。所谓“第三方”，是他自己。
这一步没有走成，家长发现了。
三、两次不立案，和一份复议决定
2024年3月8日报案，公安以“不存在犯罪事实”为由不予立案。
家长不服，申请复议。2024年8月14日，刑事复议决定下来：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。
到这里，民事的出口基本走完了：机构倒闭、老板失信、账上没有钱。刑事的门口又关着。
转机出现在2024年“十一”假期。何某萍等二十余名家长先后两次走进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，以被张某翔诈骗为由，提出立案监督申请。检察院启动了应急预案，释法说理引导合法维权，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审查后认为符合受理条件，予以受理。
这是很多当事人不知道的一条路：公安机关不立案，不等于这件事在法律上就结束了。
四、检察机关查的三件事
案子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：这是经营失败，还是诈骗？
检察机关围绕三个方向做调查核实。
第一，查主观故意。 询问物业人员和教培机构员工，查明他从2023年11月起就拖欠物业费、租金、员工工资；2024年1月物业已经发出解除租赁合同通知函进行清退。也就是说，他在明知没有继续经营可能的情况下，仍然在收取培训费。
第二，查客观行为。 调取工商登记资料，发现他所说的“第三方团队”其实是他自己入股的公司，目的是“换马甲”让家长继续交钱；又向被害人、员工核实并调取转账记录，发现他要求员工以个人账户收学费。
第三，查履约能力。 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法院调取他在青浦区、闵行区其他机构的经营情况和民事诉讼情况，发现自2023年5月起，他经营的机构已经陆续处于或者濒临倒闭状态，多起民事案件败诉，债务累计一千余万元，本人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三项合起来，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持续经营的能力，也没有持续经营的意愿，收钱的目的是填前面的窟窿。
2024年12月23日，松江区检察院向公安机关制发《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》。四天后的12月27日，公安机关决定立案侦查。
五、三十余家机构的账，和一笔“漏掉”的罪
立案只是开始。
检察机关介入侦查、引导取证，第一件事是委托司法审计，把三十余家教培机构的资金流转和消课情况全部过一遍。审计要回答的问题很具体：钱从哪儿来、到哪儿去、什么时候开始不再用于经营。这实际上是在固定一个时间节点——非法占有故意形成的那一天。
第二件事是查漏罪。审查中发现，他的经营资金来源于多个个人，并且以每月较为固定的时间、数额回流，具有非法集资的特征。检察机关提出立案监督意见，最终查明他以保本高回报为诱饵向不特定公众吸收资金2800余万元，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立案追诉。
2025年9月30日，公安机关侦查终结，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合同诈骗罪移送审查起诉。2025年11月10日，松江区检察院提起公诉。
2026年4月30日，法院作出判决：张某翔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、合同诈骗罪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，并处罚金三十五万元。
判决之后还有两件事。一是追赃：他的亲属主动退出部分钱款，并把大部分学员转入其亲属经营的教育培训机构，尽量减少损失。二是检察建议：一个失信被执行人为什么能申得办学许可证、能在短时间内频繁开张或者接手多家机构、能用个人账户收款，监管部门的问题被写进了社会治理检察建议。
六、一千零四十五公里外的另一批人
同一批典型案例里，还有另一个版本的故事。
2022年4月到2024年5月，杨某、王某航等十余人，在浙江临海先后设立了九家“网络科技”“网络传媒”公司。公司是空壳，业务员十余人，工作是在互联网上找外地的农产品种植户、养殖户。
他们说的话很动听：公司有社区团购渠道，有优质商家资源，销售能力很强，“服务费达标返还”“短期快速出单”。
农户签了《服务协议》，交了2000元到30000元不等的“销售农产品保证金”。钱到账以后，短时间内就被分给股东和业务员，没有一分钱用在公司运营和销售上。
16个省，180余名农户，230余万元。
农户多次报案，得到的答复是“属民事纠纷”，被引导去调解，或者不予立案。
2024年1月23日，蒋某国等人向临海市人民检察院提出立案监督申请。检察院从三个维度查：查行为模式，九家公司话术相似，运作模式都是“主动邀约—夸大宣传—收取保证金—零履约—失联”；查主观故意，多家公司在股权结构、管理人员、经营地址上高度重合，存续时间极短，收钱后迅速关门或者注销，再设新公司“换壳经营”，用频繁变动的个人账户收款，到账即分赃；查社会危害，赴宁波、金华实地走访，看到农户的易腐农产品错过销售旺季，保证金要不回来，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。
还有一个细节，检察机关专门写进了典型案例：面对民事诉讼，这伙人以“小额返还、大额拖延”的方式接受调解，用几笔小额的履行，把案子做成“民事纠纷”的样子。
2024年1月29日立案。审查逮捕阶段，公安机关补充立案18人；审查起诉阶段，检察机关制发《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》，纠正漏诉8人。最终对30人提起公诉，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四个月至九个月不等。被害农户的损失已全部得到赔偿。判决生效后，检察机关还做了反向审视，认为相关民事裁判确有错误，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。
七、那道分界线，究竟画在哪里
两起案子，一个在上海的商场里，一个在浙江的写字楼里，问题的形状是同一个：收了钱不办事，是违约，还是诈骗？
法律上的入口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。合同诈骗罪列举了五种情形：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；以伪造、变造、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；没有实际履行能力，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，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；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、货款、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；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。
五种情形都指向同一个前提——以非法占有为目的。这五个字，是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之间唯一那道门。
而“目的”藏在心里，只能靠外部事实推。司法实践里通常看四样东西：
一看履约能力。 签约、收款的那一刻，他有没有能力履行？上海这起案子里，答案是2023年5月就开始倒闭、债务一千余万、失信被执行人。临海那起案子里，答案是九家空壳公司、没有一分钱投入运营。
二看履约行为。 收了钱有没有真的去办事？还是收了钱就分掉、转走、还别的债？两起案子里，钱都在到账后极短时间内被分掉或者挪走。
三看资金去向。 这是最不会说谎的证据。用于经营、采购、发工资，还是用于还个人债务、分赃、挥霍，指向完全不同的两个结论。
四看事后态度。 是积极补救、协商退款，还是失联、关门、注销、换壳？临海案里那个“小额返还、大额拖延”的调解策略，看似在履行，实际是在制造民事纠纷的外观。
这四项里，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时间。非法占有目的不是与生俱来的，它可能在某个具体的日子形成——比如物业发出清退通知的那一天，比如账户上再也拿不出钱发工资的那一天。检察机关委托司法审计、把三十余家机构的资金流转过一遍，要固定的就是这个节点。节点之前的收款，可能是经营；节点之后的收款，就是骗取。
这也是为什么，同一批典型案例里，检察机关对“主播案”（另案）给出的结论是“不构成诈骗”：那个项目真实存在、服务真实提供，只是收益没达到承诺。夸大效果，和根本捏造，是两件事。
至于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关系，可以这样理解：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诈骗罪是普通条款，第二百二十四条的合同诈骗罪是在签订、履行合同这个特定场景下的特别条款，符合特别条款的，按特别条款定罪。而它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区别，主要在对象：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吸收资金、承诺还本付息，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；针对特定的交易相对方，在合同履行中骗取财物，是合同诈骗。上海这起案子两个罪名并存，正是因为存在两批完全不同的人：21名投资人，和74名家长。
八、门没有锁死
还有一个程序上的细节，值得单独写一段。
家长第一次报案，得到的是“不予立案”；申请复议，得到的是“维持”。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走到这里，通常就到此为止了。
但法律留了三道门。
第一道，复议、复核。对不予立案决定不服，可以向作出决定的公安机关申请复议；对复议决定不服，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核。
第二道，向人民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。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，或者被害人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、向人民检察院提出的，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；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，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，公安机关接到通知后应当立案。
第三道，自诉。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的第三类自诉案件——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、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，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，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这三道门都不是自动开的。它们需要证据：合同、转账记录、聊天记录、课表、清退通知、工商登记、诉讼记录。上海这起案子里，二十余名家长带着材料走进检察院，是整件事的转折点。
九、剩下的课
2026年4月30日，判决落下来的时候，那家商场里的培训机构已经不在原来的位置了。
74名家长的32万余元学费，一部分由张某翔的亲属退出，一部分化作“转课”——孩子去了他亲属经营的机构，继续上课。这在法律上叫“减少被害人经济损失”，在家长的账本上，是一串被打乱的课时。
检察机关还做了一件事：向行政主管部门制发检察建议，要求对教培机构实行实质监管——准入要严，日常要看，收费账户要管。
至于那21名投资人，和那2100余万元没有兑付的钱，是另一个案子里的事。
临海那边，180余户农户的230余万元，全部追回了。九家公司的办公室早就空了，话术脚本还留在案卷里。那套脚本的第一句是“主动邀约”。
资料来源
1.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11月6日发布《检察机关办理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典型案例》（2026年10月20日印发）案例一“张某翔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”、案例三“杨某、王某航等人合同诈骗立案监督案”
2. 新华网2026年11月6日《涉预付式消费合同诈骗等，最高检发布典型案例》
3. 最高人民检察院网上发布厅2026年11月6日发布信息
4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二百二十四条、第二百六十六条、第一百七十六条
5.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一十三条、第二百一十条
6. 《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2年4月6日印发，2022年5月15日施行）
说明：本文被告人姓名、机构名称均按最高人民检察院典型案例发布的化名方式表述，未使用真实姓名与商号。案发时间、金额、人数、审级、判决结果均取自典型案例公开发布内容，未作推断或补充。本文为法治案例报道，不构成具体法律意见。
崔小雨，黑龙江恒宪律师事务所主任，执业二十四年的刑事辩护律师，鸡西市人民政府法律顾问，深耕刑事辩护二十余年。